第六百二十七章 道法异同(5/5)

汪中告诉陈青松,当雍正搬出君臣大义来反驳,他就无异于肯定了黄生的“目的论”,而必须面对辕固生的“形式论”。也就是掉进了当初汉景帝的两难处境,怎么说都是错。

陈青松至此恍然大悟,这事从头到尾,让无数后人争论的“华夷之辨”根本不是重点,以“目的论”和“形式论”为根本的政体合法性才是。乾隆恐怕在没继位的时候就已经看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,所以他上台立即收回销毁《大义觉迷录》,并杀了曾静和张熙,让天下人闭嘴。

换言之,只要北海镇搞君主制,政体合法性这事天下根本没人会提。

古代的读书人之所以总拿上古三代说事,那是因为尧舜禹的帝位传续在形式和目的上都没有争议,让皇帝效法他们仨那是谁也挑不出毛病。换其他人你敢乱说试试?言伪而辩,行僻而坚,分分钟打成乱臣贼子。

当然了,汪中趁机还向陈青松兜售了不少顾炎武的“众治”思想。陈青松对这方面的了解还真不多,泛泛一听,像什么扩大知识阶层的选拔、允许民众讨论国家政治的得失、将风俗与法律结合起来端正人心都很不错。

不过当昨天晚上他和赵新谈及此事的时候,对方笑着摇了摇头。

“老陈,顾炎武的书你没看过吧?”

“没有。怎么了?”

“他那个‘众治’可不是说老百姓能当家做主,实质上还是士大夫说了算。你想啊,读书识字的权力终归是掌握在这些人手里,而忙于生计的贫民被排除在外。他们这些人想要的,就是限制君主权力,调整过度不平等的君民关系、官民关系,为地主阶层争取更多的政治利益,为他们提供制度上保障罢了。”